你是“中产阶级”还是“中惨阶级”？
原标题：《一个阶层的沉浮——重新认识大陆中产》
这一结论旋即引发质疑：有舆论认为，该报告仅进行绝对值的对比没有意义，因为1.09亿人仅占中国总人口的8%，而9200万人则超过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还有观点认为，单纯对比经济收入无意义，一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级，需要通过一个由收入、消费、职业、受教育程度、价值观等多方面标准综合起来的评价体系来衡量。
抛开种种争议，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中产阶级群体是基本社会共识。由于“阶级”一词在中国语境中意识形态意味过重，官方更多愿意使用“中等收入群体”。
随着近年来大陆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就业形势也变得日益严峻，贫富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愈加突出，公众的焦虑感和危机感有增无减。
此外，腐败、垄断及教育等领域的不公平现象，令一些低收入阶层感觉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难度越来越大；而另一部分已经身为社会中高收入阶层的人，也因为缺少足够的安全保障，承受着巨大压力，担心个人财富和现有的生活水平，随时因为大病、股灾、突发事故等意外，或职场上的失败而被迫降级。
有海外学者研究多国案例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下层普遍认为自己或子女跻身中产阶层机会越来越少，而中产阶层则普遍对自己的地位、财富感到不安全，那么就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甚至国家稳定。
1985年出生的王争大学毕业后考上公务员，现在北京某市级政府部门工作。在朋友面前，他经常半开玩笑地说，自己30年的人生轨迹简直与网络盛传的“‘80后’是最悲剧的一代”里面的所有经历高度吻合。
虽然是独生子女，但是由于父母一代人口基数太大，王争也赶上了生育高峰年代，那个时候，中小学还没有提出“减负”，为了将来能考上大学，从小学起就要先努力考上重点中学，所以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业余时间全部被奥数、作文、英语等各种辅导班填满。
好容易考上重点中学，却发现高校开始扩招，很多当年上了普通中学甚至是职高的同学，也一样进入了大学，找工作的时候又站回一条起跑线上了。
“没有赶上‘70后’们毕业包分配的年代，只好奔波于各种招聘会，但找到的工作不是高不成就是低不就。”王争说，终于听父母的劝去考公务员，被录取的时候以为从此端上了铁饭碗，结果却发现这些年，政府机关的福利也在严重缩水，福利分房自然早已取消多年，终身聘用制也改为合同制，绩效考核、末位淘汰一样都不少，现在，连养老金也要并轨了。
最令他无奈的是，工作几年来一直在拼命攒钱，可怎么攒也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王争很清楚地记得，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附近一个著名开发商开发的小区刚刚开盘，房价是每平方米6000元。“买一套房子至少需要50万元，当时觉得简直是天价。”王争说，但自己的梦想就是毕业后能买到这个小区的哪怕一个小开间，他盘算着，如果父母帮他交了首付，自己每月收入能达到5000元以上，生活上节省一些应该可以供得起房子。
可是等他毕业那一年，该小区房价已经涨了一倍，涨到了每平方米一万二，几年来，该小区的房价一路看涨，现在已经直逼每平方米3万元。可是王争作为公务员的收入增幅，远远没有翻这么多倍。“最小的一居室也要250万元以上，别说已退休的父母无力支付七八十万的首付，就算能买下来，月供近一万元也是自己无力承担的。”王争说。
王争的无奈颇具代表性，几十年来，大陆一直处于高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之中，平均主义被打破，收入与职业差距迅速拉开，社会阶层分化加剧，数量巨大的底层民众为了自己或子女能够跻身中产阶层，想尽各种方法。
人们纷纷把希望寄托于教育改变人生、户口改变人生、房子改变人生，甚至移民改变人生、婚姻改变人生等方法上。以至于很多人从小到大的生活，就像通关游戏。而重点学校、重点班、名牌大学、城市户口、知名企业、中高层职位、房产证、结婚证、绿卡……就是一道一道的关卡。
【2013年6月21日，一场秋冬时装秀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举办。这类时装秀出售了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随意，高品质，现代。】
还有网友总结，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比拼。小时候拼出身、拼父母素质和眼光，上学后不仅拼成绩，还要拼人脉、学区房、赞助费，找工作要从招聘会上突围，入职后要从职场厮杀中胜出，面对婚姻这样的人生大事，还要拼老公，甚至拼丈母娘。有时候，哪怕只有一项没拼赢，都会前功尽弃。
“生在大城市，知名大学毕业、工作体面又怎样？没有房子，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王争说，现在他已经接受现实，不再做买房梦。
房子并不是中产阶级唯一的困扰。近年来，各种调查研究均显示，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也是中产阶级最关注的三大民生问题，更是中产阶级生活压力和焦虑情绪的主要来源。
全球知名个案研究中心益普索2014年初发布的《中国中产人群生活质量研究》报告显示，超四成内地中产阶级被访者认为，目前家庭生活成本压力大，最主要的家庭支出依次是子女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62%被访者对所居住城市的教育资源与教育质量不满意，58%对城市就医状况不满，53%被访者对未来自己的养老问题感到担心。调研还显示，1/4的内地被访者未来考虑移民海外。
以时下流行标准来衡量，时会理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中产阶级：大学毕业后来京工作，经8年打拼，一度升任北京知名财经媒体图片总监，固定薪酬加上利用业余时间兼顾的商业拍摄工作加起来，每月收入可达5万至10万元，拥有东四环附近某知名中产社区100余平方米住宅，出入驾驶宝马汽车，妻子美丽贤惠，儿女双全。
“如果让8年前的我看现在的我，一定会觉得自己简直是完美的人生赢家。”坐在一间精致的咖啡厅里，时会理说，再过一个月，就是他30岁生日。“可事实是，三十而立的我，每天都生活在金钱、职场和家庭的压力中，特别焦虑心慌。”说话时，他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块精致甜点放进嘴里：“好吃吗？可在我嘴里根本尝不出滋味儿。”
“当年来北京闯荡，就是为了过上今天这样的生活，可真正拥有了，却发现一点也不开心、满足。”时会理称，更多时候，自己只是人前风光，背后的辛酸无人能懂。
“你能体会我每天一睁开眼，就想到身上还背着几百万贷款，每个月不赚到5万元都觉得过不踏实的心情吗？”时会理再一次给记者算起了账。因为之前积蓄不足，他的一辆车和两套房全部系贷款购买。其中，北京的房子商业贷款190万元，每月需还1万元，分30年还清；沈阳的房子，贷款40万元，每月需还3500元，分20年还清；宝马轿车贷款19万元，每个月5000元，需3年还清。
此外，为方便接更多的业务，满足更多不同需求的客户，2015年初，他还租下一处写字楼内的物业，投入20余万元改造成摄影棚，并购买了全套最新的摄影器材。现在，摄影棚的月租金是7500元，聘请的一位固定助理月薪则为6000元。也就是说，一个月即使什么都不做，也有3万多元的固定开销。
另外，女儿私立幼儿园的学费是10万元/年，将来儿子也计划在此就读。这意味着，两个孩子三年幼儿园需要另外准备60万元学费。
“我不敢休息，甚至不敢生病。”时会理说，因为他觉得，只要自己一停下来，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
“有一天一个朋友突然问我，你有什么爱好吗？”时会理说，“我一下就愣住了，脑海一片空白，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沦为一部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失去兴趣，于是只好回答，我的爱好是赚钱。”
“最近，我开始特别羡慕身边的很多朋友。”时会理说，他有一位同事，家住燕郊，月赚五六千元，进城要挤2个小时的公交车，可是每天可以睡足10个小时以上；相比之下，自己每天睡眠时间最多只有四五个小时，有时候身体明明已经累到不行，但就是睡不着，脾气也变得暴躁易怒。
还有一些朋友，虽然只是时不时在朋友圈发一朵形状可爱的云、带着光晕的花，或者夕阳的倒影，但也让他异常羡慕，因为连看电影都走神的他，已经很久没有冲动去抬头看一看天，低头闻一朵花。
“如果有一天，我赚到足够多的钱，实现了财务自由，只想好好休息一个月。”时会理说，这一个月，他什么都不要去想、不要去做，每天只要无所事事地躺着发呆、晒太阳。不过，赚到多少算足够，他并没有仔细去想过。
【2014年夏，29岁的时会理带着3岁的女儿和再次怀孕的妻子在京郊度周末，虽然当时其月收入已达到3万至5万元，但因政策限制和积蓄不足，仍然没有能力在北京买房。】
时会理的这种心态在大陆的中高收入人群中并非个案。全球个案研究集团益普索在2014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中国中产人群生活质量研究》报告也得出类似结论。根据调查，内地中产人群的整体幸福感评价得分仅为6.78分（满分为10分），与收入水平显然并不匹配。
随着近年来大陆经济形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是在扩张还是萎缩，成为一个愈来愈引人关注的话题。
一方面，官方主流声音一直在表态，政府正在致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少官方媒体也经常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做对比，力证大陆中产阶级正在明显增长，甚至有学者评价中国已进入中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期（陆学艺2010年2月11日《现在是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期》，发表于《中国青年报》）。
但是也有一些观察人士持慎重观点。有学者提出，前两年得到迅速发展的不过是中产阶级中的一个子群，即官员和国企管理者，这种发展是以牺牲其他中产阶级群体为代价的。
甚至有观点认为，虽然没有全面的统计，但是通过各个层面的观察可以发现，经济危机造成的就业困难、金融资产流失以及高企的房价，已经造成了中产阶级的萎缩与流失。
这与大陆中产阶级的焦虑是不谋而合的：求上不能，又害怕被拖回底层。近年来的移民热潮，在一定程度上来看，就是焦虑情绪的反映：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没希望更进一步，下一代也缺乏清晰的前景，就会图变。
因此，在经济增速放缓、就业与提高收入等均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如何通过社会保障体制、福利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非常重要。
悉数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历次政策调整，如私营制的放开、外资企业的进入、住房制度改革、股市重开、高校扩招、城市化进程提速，物权法通过实施等，有不少新政都给中产阶级的成长营造了合适的环境，促成了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
但是也有一些制度阻碍了中产阶级的继续扩大，例如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平衡、股市等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户籍制度的不够开放等。而这些，也是中国未来改革进程中无法忽视的内容。
税收政策也从细微处影响着中产阶级群体的走势。但在近年来海内外的各种统计报告中，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一直高居前列。
按照一般定义，大陆中产的标准一般为月收入1万-5万元，但根据现行个人所得税率，月收入超过8000元税率即高达20%，12500元以上则为逐级可累进至25%-45%，这种简单“一刀切”，没有考虑生活成本和家庭负担，是很多中国纳税人感觉痛苦和不公的原因之一。
在一些中产阶级看来，大陆近年来一系列的税费政策调整，不仅没有减轻他们的压力，反而令他们的负担逾加沉重。例如一直居高不下的消费税，以及正在酝酿、即将出台的房产税、遗产税，甚至交通拥堵费等。
经济学家谢国忠曾称，“中国大多数反常的经济行为都是由政府急切地寻求财政收入所推动的。”在一些学者眼中，该税种最终又将演变为压在中产阶级头上的一根稻草。
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主席卢汉龙则认为，为社会流动提供均等的机会，是对一个公平社会的基本要求。当机会均等时，社会可以容忍的差异也较大。在一个充满机会的社会里，人们想得更多的往往是如何抓住机会，改善生活，而不是别人拿了多少、拿得是否公平。而公正程度最差的社会则导致劳动人民极少获得，甚至完全没有改善生活的机会。
《凤凰周刊》记者／孙杨
本文节选自《一个阶层的沉浮——重新认识大陆中产》，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561期